退朝不久，人们就会发现皇帝带领一队太监驰出宫门，或者去南苑打猎，或者去西海泛舟。 六 整个帝国都陷入了忧心忡忡之中。那些受先帝顾命的朝廷重臣更是心急如焚，片刻难安。在他们看来，大明王朝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 在专制社会，皇帝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实在是过于巨大了。在中国式政治结构之内，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之手，天下所有重要事情都要由皇帝一人来决定，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整个国家的兴亡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会对天下产生重大影响。黑格尔认为，中国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如此说：“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皇帝也应该是全国人民伦理道德的表率。“神圣者王，仁智者君。”在传统社会，人们真诚地认为有幸登上皇位者都是由上天的神秘力量选中的“真命天子”，应该具有凡夫俗子所不具备的大德大智。在十分重视礼法之治的传统社会，皇帝对全国人民的道德榜样作用甚至重于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人们相信，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他克己守礼，则天下百官万民都会翕然响应，父慈子孝，奉公守法，天下大治，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也；如果他胡作非为，名分混乱，则人心失散，王纲解纽，大乱将至。 按照儒学标准，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垂裳而治”，像个木头牌位似的坐在大殿之内，神情庄严地阅读经史、披阅奏章，把全部精力贡献给政治事业。他不但不能纵欲妄行，甚至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但嬉戏游观这样的低级爱好应该戒除，甚至连书法、绘画这样的高雅艺术都应该严格限制。 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闰十二月十七，十二岁的小皇帝朱翊钧下了学之后，因为老师夸奖了他的字写得好，就高兴地挥笔写了一副条幅，赐给当朝宰相张居正，希望能得到老丞相的夸奖。孰料第二天张居正专门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批评皇帝不应该花太多的精力在书法上。张居正说，对于一个皇帝来说，长于文艺，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陈后主、宋徽宗都是诗画大家，然而又是著名的亡国之君。皇帝“应把全部时间都用于研究治国之道上，学习那些圣帝明王。至于写字一事，不过借此消闲放松一下，即使写得好过王羲之，对一个帝王来说也没有意义”。此后，小皇帝再也不敢向大臣炫耀他的书法了。 因此，新君上任不到半年，就耽于游戏，懒于上朝，在大臣看来，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欲不可纵”、“渐不可长”，据《明武宗实录》记载，三位顾命大臣经过商量，联名起草了一道分量很重的奏折。这道奏折说，皇帝登基几个月来，犯了如下几条错误：一是上朝太晚，为政不勤；二是到内府的工匠处观看工匠做活儿，有失身份；三是到海子上去泛舟，不计安危；四是经常外出行猎；五是内侍所进的食物，不经检验，就随意食用。其实，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以上这些行为十分正常。要让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突然对政治感兴趣无疑是不现实的，而到工匠处观看工匠干活儿不过表现了他正常的好奇心而已，打猎和泛舟偶一为之，对于精力充沛的他来说也不算过分。至于让身边太监买来一些宫内吃不到的新鲜小吃，似乎也不应在国家正式公文中忧心忡忡地提及。可是，和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在明朝的文臣看来，对于一个皇帝，这些都是不可姑息的罪过。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皇帝是万乘之尊，他的安全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所以不应该从事任何不安全的游戏，更不能随便吃外面的东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全国人民何！ 几位大臣详细剖析了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以及将给帝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说，皇帝耽于游戏，不爱理政，都是因为“人欲”蒙蔽了“天理”的缘故。他们充分发挥“从一个鸡蛋到万贯家财”的“中国式逻辑”，宣称如果这样下去，国家纲纪将受到破坏，邪恶战胜正义，后果不堪设想：“若为君之人，人欲战胜天理，天长日久，将三纲尽沦，国法尽坏，朝廷中的君子将受制于小人，中国的疆土将尽入于夷狄，国破家亡，就在目前。” 这是小皇帝继位后受到的第一次劝谏，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父亲临终前，曾经拉着他的手让他给这些顾命大臣行揖礼，告诉他，以后要听他们的话。对于这些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白胡子老头儿，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惧怕的——刚刚当上皇帝，他摸不清他们的底细，也不知道和他们闹翻会是什么后果。接到这份奏折，他又打起精神，老老实实地在宫内憋了几天，认认真真地上了几天朝。 m.CｏＭic5.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