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不说瘸腿，我还真想不起来。”刘母眯缝着眼睛回忆道，“大海叫刘春海，是雨琴他爸亲大伯的孙子，平时我们这几家亲戚走动得比较少，小辈之间就更少了，都不大认识。有一年因为挪祖坟的事，整个家族乱七八糟的亲戚都聚在一块儿，雨琴那年17岁，还是个高中生，正好赶上放假便跟着他爸去了，谁承想就被刘春海看上了。 “刘春海当时二十三四岁，刚当完兵复员回来，也不知怎么的，跟中邪似的，就看好雨琴了，非要跟她处对象。你说这不胡闹吗？先不说雨琴年纪还小，关键这还没出‘五服’，又属于近亲，怎么可能谈朋友？可那小子不死心，我们两家人怎么劝都没用，整天就那么寻死觅活地闹。有好多次大半夜地跑我们家楼下乱溜达，再后来竟严重到从一处立交桥上跳下来自杀寻死。幸亏桥下有个水果摊帐篷挡了他一下，要不然就真的摔死了，从那次之后腿就落下残疾，走路一高一低。再后来，家里人实在看不住他，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一检查，说是得了严重的相思病。” “精神病院！”这又是与案件有重合之处的几个关键字，张世杰不禁念出了声，紧跟着追问道，“刘春海当年住在哪个精神病院，具体是哪一年，您知道吗？” “好像是2005年左右住的院，据说进进出出住了三四年，至于哪个医院我还真不清楚。”刘母挠挠头，回忆着说。 “那他现在什么情况，您能找到他吗？”顾菲菲问。 “他父母几年前出车祸去世了，现在好像是他哥哥在照顾他，我倒是有他哥哥刘春江的手机号码，你等一下，我找找。”刘母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电话本，翻了两下，递给顾菲菲，“喏，就是这个号码，你记下吧，这孩子有出息，自己开大公司，当大老板。” 从刘雨琴母亲那里拿到刘春江的手机号码，顾菲菲即刻拨打过去。虽然时间很晚了，但案情紧急，多争取一些时间也许就少一个无辜市民被害。 电话顺利接通后，顾菲菲将电话交给张世杰，免得刘春江听出不是本地口音以为是诈骗电话。张世杰接过电话亮明身份，刘春江在电话那端表示自己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张世杰便让他先到市刑警支队来一趟，说有个案子需要他协助一下。 20多分钟后，大门口警卫将刘春江领到审讯室，看模样他应该不到40岁，梳着油亮的背头，手里拎着公文包，一进来便带来一股香水味，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做派。 “你知道你弟弟刘春海在哪儿吗？”张世杰也不客套，开口直奔重点。 “我出差半个月，昨天才回来，怎么，我弟弟惹事了？”刘春江一时有些莫名其妙，从公文包里拿出手机，拨出一个号码，放在耳边听了会儿，放下说，“这小子关机了。” “你弟弟住在哪儿？”张世杰反问说。 “住在我们家原来的老房子里，他到底犯啥事了？”刘春江似乎感觉事情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语气也有些发急。 “走，你开车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去找你弟弟，具体情况稍后向你解释。”张世杰仍旧不解释，扶着刘春江肩膀便向外走，从言语和动作都不容刘春江多做反驳，刘春江也只好被动地听从指令。 据刘雨琴母亲反映：刘春海也是个大高个，腿部因跳桥自杀未遂落下残疾，现实生活中与刘雨琴属于堂亲关系，并且一厢情愿痴恋刘雨琴。以上这几点，与目前警方所掌握的“4·23”案凶手的背景信息是符合的，问题是，如果他是凶手，他怎么会知晓“3·19”案的隐蔽信息？ 杜英雄在找于作国主治医生问话时了解到：于作国顶着杀人犯的名头住到精神病院初期，确实曾引起一阵不小的震动，医务人员和患者将他视为十恶不赦的恶魔敬而远之，他被监视居住在防范级别最高的病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发现他并非想象中那么可怕，脸上总是挂着憨憨的笑容，也从未做出特别暴力和有侵略性的举动，按时接受喂药、按时吃饭睡觉，在医生眼里绝对属于模范病人。所以逐渐地，医院对他的防范便降格了，到后来他已经可以与其他病患一同活动、一同就餐、一同参加劳作，与普通病患没有多大区别。也就是说，如果刘春海与于作国曾经同期住在同一所精神病院的话，他们完全有机会产生接触，刘春海或许就是从于作国口中得知“3·19”案犯罪情节的。 由于刚刚张世杰一门心思放在问出刘春海的藏身之所上，根本没给韩印和顾菲菲插话的机会，所以从支队大楼里出来，两人便干脆坐进刘春江的车里，希望在路上将一些细节上的问题落实清楚。 这夜出奇地黑，周遭雾气蒙蒙，能见度很低，车窗外的风是温热的，静悄悄的夜晚被聒噪的警笛声打破，一切都是那么令人烦躁不安。 此时驾驶着黑色吉普车带路的刘春江也是一样心绪不宁，不时挪动着屁股，似乎总也找不到舒适的坐姿。一会儿又拿起手机，一会儿再ｍ.CoMｉc5.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