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汉这样的君主专制帝国来说，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大汉当权者更喜欢讲天道，而对朝廷而言，什么是天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而已。 事实上，早在朝廷摆出那般严厉的姿态以及那般规模的军事行动后，榆林的党项人就已心虚了，而等到袁恪、李继迁先后兵败，那就彻底演变成惶恐了，甚至从思想上就产生了割裂，各地叛军、各部党项，其心本就难齐。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该“见好就收”了，朝廷那么强大，造反没有好下场，这样的认识，变得格外清晰。 然而，这样的反省，为时已晚。和历朝历代面对胡民反叛的态度不同，不是派兵讨伐，打败叛军，然后得几年太平，等待下一次叛乱爆发。 大汉朝廷在刘皇帝的意志下，在应对此类叛乱上，从来都秉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如果说对普通汉人还能有一丝丝宽忍的可能，对胡人则很少留余地。 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大汉从南到北，由内而外，发生的大小叛乱、动乱数也数不清，毫无例外，所有参与叛乱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投入一些必死的刑徒营工程，没有任何宽免的可能。 这样高压的政策，持续二十多年后，大部分蛮夷也开始逐渐驯服，处于归化的状态中，毕竟，反叛的与有反叛嫌疑的，大多被杀又或者被投入刑徒营改造。 于榆林许多党项人而言，他心中同情叛贼，支持叛乱，但只要不像野利等部族那般亲自参与其中，那就有余地。 叛军成功，他们能趁机获得好处，叛军失败，他们也不会有太多损失，至多回到过去二十来年的日子中，又不是不能习惯。 然而，世上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尤其榆林甚至西北特殊的民族、政治、军事情况，使得朝廷的态度异常的坚决，行动也异常的冷酷，根本就不给贰心者首鼠两端的机会。情势复杂，难辨敌我，难分忠奸，那就一并扫除。 而到了这一步，很多党项人方才醒悟过来，后悔莫迭。只是，为时已晚，索命的绳索早已套上脖颈，斩首的屠刀也已磨得锃亮。 与朝廷而言，为了布下这个阵势，调动十几万军队，耗费无数人财物力，如此沉重的代价付出之后，那一切也都没有什么余地了，没有刹车的可能，只有沿着既定的战略计划做下去，直到完成。 而带来最显著的结果，便是榆林全境，竟成血色，千里之内，寥无人烟，即便有，也只是尸骸罢了。 在榆林，被杀者毫无疑问，都是“叛贼”，但杀人者就不一定了。这其中的原因，还在于一开始就发布的那道政策，执叛贼首级献官府者可免死。 在杀戮横行的榆林，这道对叛贼唯一的宽恕政策同样不免被念歪了，当然，或许本就在朝廷的预期之内。 早在榆林封锁圈形成，境物资严重缺乏时，就已经有一些抢无可抢、寇无可寇的叛军，感到威胁了。 在冰雪交加的严寒中，什么富贵荣禄早不是叛军的目标的，生存是第一位的，那时候，就已经有些叛军，开始攻击“义军”，抢夺生存物资，到后来，干脆执首级冒险去向官府投诚。 对于这些“反正”的行为，在赵王刘昉的主持下，并没有食言，而是严格按照刘皇帝的意旨来执行，全部接纳，赐下脱罪免死的凭证。 当然，对这些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全被被分流到天南海北，安西、安东、安南、南洋都是流放的目的地。但不论如何，至少命是保住了。 有了这些榜样，剩下的叛军如何选择，就有实际的参考了。叛军同道的内部残杀，也由此开始，最初也只是小规模的矛盾爆发，食物争斗，到后面就演变成彻底的生存之战。 等袁、李先后惨败于官军，各路乌合义军，就更没有坚持的理由，一场大规模的淘汰赛，正式展开。朝廷的赏钱，仅针对于官军、汉民以及仆从杂胡，但叛军只为了活命，也是毫不留情向周遭叛军队伍下手。 同时，追杀叛军的人除了官府官军组织，同样还有榆林境内的党项人，其中有他们的同族同类，但同样是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拿起钢刀。同样的道理，党项人执一“叛贼”首级，一样能够免死。 lt;div style=quot;text-align:center;quot;gt; lt;scriptgt;read_xia();lt;/scriptgt;ｍ.cＯmＩｃ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