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六号。巴黎。 “好高呀。” 在某个周日，第一次见到拉斐尔医生的时候，我在心里这样想。 ——估计大多数第一次见到拉斐尔的人，都会这样想。 西岱岛上的树木参天葱郁。 我抬头看拉斐尔。 拉斐尔身高两米，却带点娃娃脸，还有双黑白分明的小狗眼，眼角低垂下来，浓密的黑发绑在脑后，穿宽大的毛线衫。 因为他实在太高，在我眼中，他身后的背景不是巴黎的街道和行人，而是高高的行道树。 这导致我现在想起拉斐尔，背景总是司法宫（Palais?de?justice）对面大片大片的绿色树木。 我们往北走几步，停在兑换桥（Pont?au?change）上，商量之后准备去哪里。 我们在东侧的桥栏旁，一面商量，一面漫不经心的看塞纳河的河水朝我们流过来。 天气不算好，从北面来了一点风。 拉斐尔站在我北面。忽然，他摸摸头发，说：“哎呀，下雨了。” 我抬头，几秒钟内，真实的没有感受到一丝雨。 两秒后我才反应过来，是过于高大的拉斐尔，无意间挡住了斜斜的细碎雨丝。 我顿时觉得这场景挺可爱。 于是，我抬头看着拉斐尔笑。 灰蒙蒙的兑换桥上，不知道有没有几分超龄的少女心溢了出来。 我从包里找出把小雨伞。拉斐尔自然的接过去。 伞打起来了。但几乎没有什么用。 还好雨下的不大。 我们在小雨中等红灯。 我们在伞下讲话，我看拉斐尔不断低头迁就我，样子看上去很辛苦。 我于是和拉斐尔说：“其实你不用低头，我可以大点声。” 拉斐尔表示，作为住院医生，他天天低头和病人说话。里面还有小朋友，他早就习惯了。 “那和小朋友说话，你就光低头，够吗？” 拉斐尔想了想，说：“和小朋友说话，好像还是蹲下来比较方便。” 我们在一起呆了一整个周日下午，从西岱岛，蓬皮杜对面的小酒馆，走回巴黎圣母院，再到卢森堡公园。 在卢森堡公园里，我们聊人类基因、科技和未来，我们猜大喷泉里木头船有没有引擎，认那些植物长长的拉丁语学名。 我们经过一棵高高的梧桐树，拉斐尔伸手，从树上摘下一枚毛糙的果实。 拉斐尔也偶尔讲他自己，讲他的家庭（他的妈妈和弟弟妹妹），讲他实习医生的生活。 和法国的所有的年轻医生一样，他在不同的医院和科室，做了几个不同的轮转实习。 我对拉斐尔讲的那段在基因生殖科实习的内容，尤其印象深刻。 那些因为染色体或者基因错乱而流产的胚胎，被“父母”送到基因科，被放在特制的水溶液里。 实习医生拉斐尔和他的同事们，将这些胚胎切成涂片，在实验室里，来进行基因筛查和分析。 ——为了下一次妊娠成功，能筛选出正确的基因，生出健康的婴儿。 我问拉斐尔：“那你当时喜欢这个实习内容嘛？” 拉斐尔说，这个实习对他来说非常新奇，他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最后，他也很高兴这个实习终于结束了。毕竟实操起来，天天砍夭折的婴儿脑袋，也不是那么有趣的。 （那句“天天砍夭折的婴儿脑袋”，真是拉斐尔的原话。他的原话是Couper?tous?les?jours?les?têtes?des?bébés?morts?prématurés，会法语的读者姐妹请给我证明一下，我没有胡编乱造啊（笑） 他好像先说了胚胎embryon这个词，可能觉得我没咋听懂，他就说了这个。） 真是有画面感极了。当时我脑子里，就差部cult?movie（邪典电影？）直接开始播放了。 有M.cｏＭＩｃ5.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