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率领的大宋商船队，在日本九州港与日本水师发生冲突，焚毁日本水师战船八艘，烧毁民房十七间。“所幸”，日本水师军士伤亡不大，只有二十三人，其中一人是直接被火蒺藜命中头部，烧成重伤不治身亡。在这次冲突中，另有日本平民三人伤亡。冲突发生以后，日本朝廷速度作出了反应，在得知袭击九州港的船队并非大宋水师，而是商船后，一面调集水师驻防九州港，一面向大宋朝廷交涉此事，要求大宋给一个说法。并对大宋皇帝册封日本天皇为“日本王”一事，表示愤怒。 周兴的密信以及日本国的照会，同时摆在了大宋中书省，王钰的公案上。在得知事情的详细经过后，王钰连夜召集尚同良以及中书省各属官商议对策。最后一致同意，此事属于突发事件，责任在日本水师，而非大宋商队。驳回日本要求赔款的请求，并上奏赵桓正式发出国书，警告日本朝廷，约束水师及海贼，不得再侵扰大宋商船。 此事引发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经王钰上奏，赵桓亲自批准。今后但凡海商出海，达到一定规模的前提下，经过当地官府的审核，由水师记录在册的情况下，允许海商自行招募一定数量的敢战之士，对船队提供武力保护。实质是，这种由海商出面组织武装力量的方式，与团练无异。也是大宋水师尚未形成正式战斗力的权宜之计。 王钰希望，经过此次九州港事件后，日本国尝到厉害，能够在海上有所收敛。以确保大宋海上贸易，持续繁荣。大宋靖康三年，占城（今印度一部），真腊（今柬埔寨），三佛齐（今马来西亚），吉兰丹（今马来西亚）四国，派遣使臣携国书以及丰厚礼品朝见大宋皇帝，请求与大宋通商。 皇帝遣左仆射蔡京给予接待，并在禁宫保和殿召见四国使臣，赐予丝绸，瓷器等物，对各国通商的请求，给予批准。并同时答应，允许此四国派遣官员，学者，僧侣入大宋求学。 从此，在朝廷政策的支持下，大宋海上贸易迅猛发展。大宋海商的船队，遍布南洋，足迹到达今欧亚各州的三十余个国家。而大宋初期设立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因为坚持“不以为利”的原则，海外贸易并未对大宋经济形成较大的影响。王钰变法之后，设海事院，统一管理海外贸易，并对海商征以一定数量的税款。治平年间，海税只有六十三万贯，到靖康三年，猛增至两百万贯，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并有继续上扬的趋势。 在泉州，登州等地，资产数百万贯的商人甚多，数十万者，比比皆是。而出海口附近城市，各种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生产各种海外贸易所需商品。小的作坊雇佣工数人，十数人，大的作坊达到数十上百人。这些雇佣工，原本都是附近农民，因为海外贸易发展，弃农从工。因为朝廷律法的不健全，对这种手工作坊并未征税，所以在作坊工作，并种地收益要多出十余倍。到了靖康三年，泉州，登州附近五六个府，农民大举涌入城市，造成了“千里空地无人种，城郭只闻机簇声”的奇怪景象。 各府官员，纷纷向朝廷上奏此事。有鉴于此，赵桓命中书省拿出应对之策。王钰与尚同良，吴用及中书省众官商议之后，决定对新工商法作出补充，按规模，对手工作坊征税。但注意赋税的比例，起初定为十五税一，但考虑到手工作坊刚刚兴起，不宜打压过甚，后定为二十税一。只此一项，朝廷每年在山东，以及东南各府就可增收两百五十万贯。这笔钱，王钰本来打算用来扩建水师，以使大宋水师尽快形成战斗力，以避免海商私人武装力量过大。 但赵桓却下旨，将这笔钱用于就地采办“花石纲”，运送至京城。当初赵佶退位时，曾下《罪己诏》，在诏书中，承认自己兴办“花石纲”的过错。现在大宋局面刚刚稳定一些，赵桓这位年轻的皇帝，似乎已经忘了几年前大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景象。大肆扩建皇宫，并从海外诸国购买奇珍异宝，穷奢极欲。与他父皇不同的是，赵佶喜好丹青，书法，奇花异石，在王钰眼里，总算还是一个有艺术追求的皇帝。 而赵桓此人，生得唇红齿白，俊俏不凡，天生缺少阳刚之气。但却嗜色如命，他的后宫之中，有正宫皇后朱氏，是他当太子时，赵佶作主的“政治婚姻”。他自己即皇帝位后，连立几个嫔妃，并非常宠幸昭容严恪。时常放下朝政，在后宫之中与严恪缠mian。朝中大臣对此颇有微辞，曾上奏提醒过他。但赵桓表面上说要勤于政事，背地里仍旧我行我素，尝对身边近侍言道“朝廷有M.coＭic5.ｃ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