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会不会有叛乱，这也是未知之数。 徐宏基直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因为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 安定宴之前，他若有若无的猜到了天启皇帝对南京勋贵们兵权的忌惮，但是没想到会一体收回全部兵权。 这次单独召见，路上时，徐宏基想到过从委以重任到卸磨杀驴，以震慑诸勋贵的所有可能。 但他还是没料到，来的会是这种雷霆万钧的改革，这需要莫大的果断和坚毅，古往今来，没有几个皇帝能做得到。 这次改革，不同于万历年间张居正渐行其效的改革，方才皇帝一席话让徐宏基明白，他的目的是在南京进行短时间、一次性的改变。 其实他想的至少有一点没错。 朱由校带着勇卫营下来，就是有平定叛乱之心，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反对，坚决予以镇压！ 至于后世会如何去说自己这个天启皇帝，是为加强皇权，残暴镇压反对呼声也好，是英明神武，中兴大明也好。 这次改革，都是势在必行！ 永乐皇帝朱棣在靖难之役后，迁都京师，但那时还只被称作“行在”，真正确立南北两京制度时，是在英宗皇帝的正统六年。 虽说隋、唐两朝也有长安、洛阳两京，但明显可以看出，大明朝的“两京制”与之相较有很大的不同。 留都南京内留置有一套与北京朝廷相差无几的“小朝廷”，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堪称大明的备份。 “两京制”在正统年间确立后，京师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南京则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正统年间至万历一朝前期，大明帝国的南北因为这种两京制度，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但是，到如今天启年间，这种平衡实际上已经被打破，历史上的崇祯年间，江南几省一年茶税不过六两，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今天，京师依旧作为行政、军事中心，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反而成了整个帝国的“拖累”。 整个朝堂都在京师，虽然南京的相同职务官员，在品级上与京师持平，但实际权力却天差地别。 两京制度自永乐年间设立，正统年间定型，沿用至今，已渐渐落后于时代，弊端远远大于益处，急需一场改革。 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公务清闲，官场中也对到此任职有个很形象的称谓，唤做“吏隐”。 这时的官员，普遍都把南京看做养老之地，官员由京师朝堂调往南京，说是去了富庶、繁华之处，实则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贬谪。 除了各种“吏隐”，南京城还有一类人存在，即勋贵。 所谓勋贵，就是指那些追随朱元璋打天下，朱棣靖难的元勋后裔，这些人在后世也被称为世袭勋贵集团。 现在朱由校召来单独面圣的，就是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也是如今勋贵集团的第一人——魏国公徐弘基。 安定宴上的，还有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怀远侯常延龄，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诚意伯刘孔昭等。 这几个人，都是勋贵集团中追随者众多，较有声望的。 诸勋贵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祖上都是在追随朱元璋与朱棣的过程中，建立过特殊功勋。 要么在某个战役中，敢为人先，建立军功，要么就是亲身护主，以扬名立万，封妻荫子。Ｍ.ＣOmiC5.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