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理直气壮不是?没看研究团队老大陈建章都在眼神闪烁吗?没准又在打着“抢”福利的主意了。 心里暗乐归暗乐,傅大维没忘介绍身边的陌生人:“这位是国家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秉文,他同时也是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专家,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 齐政主动伸出手:“感谢您前来指导工作。” 王秉文与齐政握了握手,忙不迭摇头道:“说指导实在不敢当,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还要感谢嘉谷提供的机会。” 所谓“联合育种”,就是在一定范围(地区、省、全国)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联合(跨场)遗传评估,将优良遗传资源(种畜)共享。 说白了,就是让大家联合起来,有啥好种猪出啥好种猪,扩大育种群规模,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 为此,在原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三个品种协作组的基础上,整合成立了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可惜,这么多年来,联合育种并不成功。”寒暄后坐上观光车,王秉文与齐政坐在同一排,毫不讳言道。 尽管他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但他毫不掩饰对于联合育种的不乐观态度。 齐政和前排的李东亮对视一眼,目光里尽是了然。 全国联合育种的想法是很好的:把全国各个猪场核心种猪场联合到一起,那么万里挑一选育的效果肯定优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生产性能整体就提高很快——国内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几十年来各地也培育了不少杂交配套系。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理论上讲,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我们就应该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种猪。 然而,这里面有个很大的漏洞——它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开展工作,所有的工具、标准都统一,所有动作整齐划一。 事实却是,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与方向就很难达成一致,中国这么大的区域,市场需求不一样,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竞争还异常激烈,那育种目标怎么可能一样? 别的不说,嘉谷农牧原本也是联合育种的重磅“选手”,但是,除了嘉谷系育种场之间有充分的遗传交流,与其他育种场之间的遗传关联根本无法建立。大家都存在利益上的竞争关系,谁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就算愿意拿出来,这些企业提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 当然,这样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嘉谷系育种工作在全国生猪育种工作中“一骑绝尘”。 王秉文对此深有感触。 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刚成立的时候,嘉谷农牧只是一家不太起眼的养殖企业,甚至连争取参与联合育种的资格都很勉强。 但近十年过去了,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全国生猪育种体系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自起炉灶”的嘉谷系生猪育种体系却大踏步前行,因为在环境、水平、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联合育种反而变成了拖后腿的存在。 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养猪业无疑是一场洗礼,同时更揭示了嘉谷系养猪体系与国内同行那被渐拉将远的差距。 横向来看,“营养”、“生物安全”和“育种技术”是猪育种的三驾马车,其中营养技术是最容易解决的,也是很容易“拿来主义”的——国内养猪业发展最早的方向就是饲料,因为饲料工业化最容易,诸如新希望、大北农为其中代表企业。 在这一点上,差距应该不算大。起码嘉谷养猪体系的猪饲料配方不见得比市面上更有优势。 而非瘟爆发后,生物安全成为了养猪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克服非洲猪瘟等疫病的影响。 在这点上,差距立现——国内养猪行业过去过度依赖疫苗,而不重视生物安全。新发疫m.cOMic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