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然听得此问，也知罕虎之意，便顺势回道： “然以为，当此时刻，应放手让子产大夫大干一场，无论是于国于民，子产大夫所为的，皆是为我郑国之长久之计。” “国政之要害，在于惠利于民。近年来我郑国之所以能够粮秣满仓，无论百姓庶民，皆能富足而喜，此皆为子产大夫的新政之功啊。” “不过……若只靠这些，却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郑国乃居于天下之中，贯通南北，连接东西，商贾之利更应鼓励。若能藏富于民，则民富而国富，民强而国强。” 李然也对子产新政的成就也同样感到高兴，便当即继续坚持自己“以民为本”的理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罕虎闻声，不禁奇问道： “哦？但……若是民富，又该何以管控？”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华夏文明几千年，历任统治者始终都认定一个道理，那就是唯有让百姓们终日碌碌，这样才更容易治理。 虽然在当时，也早已有了所谓的“民本主义”思潮的萌芽，比如，早在一百多年前，赫赫有名的随国大夫——季梁，便已提出过“民者，神之主也”的主张。 但是，在当时，绝大多数的执政者，还是始终认为，民不能太富，因为一旦富足，民便能聚众而哗，以乱家国。 细数华夏文明历朝历代，真正富足的，就始终只有士族子弟以及名门望族而已。 即便是后世的“文景之治”以及辉煌无比的“贞观之治”，民众最大程度上解决的也就是吃穿问题，要说富足，那决计是谈不上的。 而李然所提及的“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这种几乎是近似于后世以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经济理论，实际上与现下统治者的统治理念背道而驰，也难怪罕虎也觉得奇怪。 “当国勿忧，然此言之意，不外乎明君治世，贤能辅之，宽政于民，惠利于民，民利则国安。” 李然当然也知道现在提出这样的理念实在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而且他也并未想清楚，究竟什么样的一个治世制度才能承受他这样的理念。 无论分封还是君主，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倘若有明主贤臣，那自是另当别论。 可观历朝历代，终究是明君少有，昏主居多。 “当下我郑国之中，有当国主政，子产大夫行之，上下齐心，又何愁我郑国不兴？” 其实，李然还有一层含义，却是因为自己祭氏家宰的身份而不曾点破。 那就是，郑国作为所有诸侯国当中，最具有商贸特色的邦国，其实，同样也是最适合惠利于民，藏富于民的。 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这一句话若是放在别国，可能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是放在郑国，那还真就未必行不通。 “可是……子明，我郑国内忧，你又岂能不知？” 只见罕虎闻声一叹，脸上尽是无奈之色。 明主贤臣，郑国的确有。 可是乱臣贼子，郑国可也有不少。 丰段与驷黑不断于暗中阻挠，对于子产的新政也实实在在的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而且，“民富”之后，国到底能不能富起来还真很难说，不过他们这些世家大族，确是实实在在的都能捞够到不少好处的。 所以，若再继续惠利于民，岂非等同于助长丰段与驷黑的势力？ “伯石与子皙等人，其声势亦是日涨，加之此次虢地之会，楚令尹王子围代君以为盟主，伯石的m.COｍIc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