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在儿臣看来，西藏的拉藏汗、云南的土司、西域的回部、蒙古诸部落，这些就是我大清的‘诸侯国’。他们据偏远之地，有自己的军队，截留地方税收，无异于国中之国，区别不过是有的服从朝廷管教，有的不服罢了。如今何不趁此机会，彻底裁撤拉萨汗部势力，设立西藏地方总督府，将西藏由‘委托管理’的国中国，变为直接受中央管理的行省，如此才是长处之道啊。” “将来云南也可比照此法，改土司府为州县衙门，这样才能让云贵百姓心中只有一个国、一个皇帝。” 康熙眼前一亮，不断拿手指敲击着桌面。如果十四的折子是从战时的角度来分析如何赢得一场胜利，胤禛的折子就是从战后重建的角度来分析如何长久地治理川、滇、藏三地。 皇帝不由再次头疼加心疼——这为啥是两个能干的儿子呢？这要是一个儿子和他养的孙子，该有多好？ 第198章 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这样形容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个论断, 同样适用于康熙治下的大清。 虽然明知封建制度导致的根源性落后在所难免，但是身处这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曲绝唱之中，绣瑜依然很难不为其所体现出来的大国气度所感——自从顺治入关以来，虽然狼烟四起, 烽火连天大半个世纪, 但是自从康熙元年郑成功暴病身亡, 清廷已经有四十余年的时间，没在对外战争中打过败仗了。 四十年，也就是说, 自大阿哥胤禔以下的所有皇子，皆是在清军不败的神话中长大。尤其是胤祥胤祯兄弟二人成长于康熙三征准噶尔后、大清军威极盛之时，从康熙二十七到三十五年, 皇阿玛力克噶尔丹的历史，就是他们的睡前故事。 这种自幼沉淀在骨子里的自信，表现为一种忙而不乱的氛围。这些天康熙虽然百事缠身，胤禛虽然忙着跟各地漕运、陆运、驿站的官员打擂台, 十四天天跟晋安开会到深夜, 就差搬到乌雅家住着了。然而中枢机构的运行紊然有序，一场调动十万兵马的大战, 就像春耕秋收、南巡北猎的寻常事务一般，轻松写意地被处理掉了。 绣瑜总记得十四好像会出征打西藏，还担忧了好长时间，到处搜罗抗高原反应的药。 然而十四已经不是两年前那个张口就说“只要能随军, 愿为帐下小卒”的愣头青了——现实是以他的身份，不管担任何种职务，都是敌我双方的焦点人物。君不见，打个苗疆，康熙还弄了五万兵马保护他。藏区运粮不便，每一点兵力都要用到刀刃上，他若去了，晋安还得分神来保护他。 十四郁闷了两天，又打起精神来投入备战事宜之中。 康熙发现了小儿子的成长，欣慰地捋捋胡子，转头塞了无数珍宝和女人到他府里，以示嘉奖和期许。 又因为十四一直后悔当年跟胤祥闹别扭，建王府的时候中间隔了两户人家，来往不比四哥六哥家里方便。这回恰好住他隔壁那镶白旗的副都统犯了事，被罚没家产。康熙一高兴，就把隔壁两处宅子也赏了他，推平做花园也好，加盖成别院也好，由得他去折腾。 然而这样一来，王府的面积就远远超过了十四贝子爵位的规制，甚至比亲王府都大了许多。 这种公然逾制的行为，引得御史们纷纷上书。皇帝私底下跟绣瑜抱怨：“哪个阿哥家里还没两个别院了？大敌当前，这群酸文人还盯着一处房子不放！”被激起逆反心理的皇帝，干脆全部留中不发。 这下墙头草们又自以为读懂了皇帝的心意——把王府扩建得比亲王府都大，说明皇帝觉得亲王的规制尚且委屈了小儿子。什么身份比亲王还大？那不就只有太子了吗？ 在这种潜意识下，军备的进展一日千里。要军粮？给给给，两万担太少，五万要不要？要修路？四川一地的民夫太少，要不把我们贵州、云南的民夫也叫上？更有无数的旧部亲信，扒着晋安的大腿苦苦哀求：“将军，调我去吧！” “调我们陕西的兵吧！” “放屁，分明该调我们归化的兵！” 相比于乌雅家的门庭若市，入藏的前锋军大将额伦特府上就要冷落萧疏许多了。额伦特自恃世家出身，常常引以为傲，如今看着乌雅家如日中天，根基资历Ｍ.ｃＯMiC5.CＯｍ